涡河流域，人文荟萃，历史悠久，世称道家文化的摇篮。“94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公布，蒙城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名列第四。
尉迟寺，是蒙城东北22公里许町镇毕集村东的一座古庙，为纪念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而建。庙座落在一个高孤堆上。今庙已无存，仅剩下高出地面3米多的孤堆，人称“尉迟寺孤堆”。八十年代初，蒙城县文物部门调查发现这一孤堆属新石器时代遗址，遂呼其名为“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遗址”。
经安徽省考古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反复调查，确定这座遗址为原始社会中晚期遗存，距今4500年至5000年。其中心部位面积约10万平方米，北依宿蒙公路，东临灌溉渠，西、南靠乡间土路，整个遗址保存基本完好。
1989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开始对该遗址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直至1995年，经连续7个年头的九次发掘，揭露面积近一万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各类文物，并清理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房基52间，墓葬168座，灰坑149个，还发现一南北跨度为230米，东西跨度为200米、宽20米，深4.5 米的环形大围沟，又发现有平整的活动场地、祭祀坑、兽坑等重要遗迹。
在出土的一万多件文物中，有石器：石斧、石凿、石锛等；有陶器：陶豆、陶祖、陶尊、陶鼎、陶甑和造型优美、奇特形态各异的陶鬹，特别是那小口、长颈、鼓腹、有耳、平底、圈足的背水壶更惹人喜爱，它放在河里能自动睡倒灌水、灌满水后又自动站起来而不下沉，真令人为那古代制作者的高超手艺赞叹不已；还有骨器：骨针、骨 簪和弯弯的骨质鱼钩，那鱼钩很锋利，在尖部还做出了“倒刺”，且有拴钓鱼线的地方，酷似现代鱼钩，令人叹为观止。其它的许多蚌器、玉器等，也都很精美。
瓮棺的发现是这个遗址的重要特征。这里发现很多陶质瓮棺，儿童死了装在陶瓮里，或用两个瓮对接起来，或用瓮的碎片盖上，然后再埋。多数瓮是完好的，有的瓮上还刻有“符号”，或者说是比甲骨文还早的文字，上边是“O”，如“日”，中间的是“ ”，如“月”，下边 “ ”，如“山”，连起来写是“ ”，刻好后再烧的，烧好后又描上红颜色，刚出土时还很鲜艳，不能不说是一奇观。
这里成排的大面积的红烧土房屋的发现，使考古界震惊。在这里已经清理出来的52间房屋当中，有的房基还残存高达50至80厘米红烧土的墙，墙中间有一个挨一个的柱洞，洞内尚存木柱痕迹，这就是在当时非常进步的建筑作法“木骨泥墙”。墙的内壁，红烧土的表面，涂有白色的、灰色的或红色的涂料，光滑平整，有的房基内还留有倒塌下来的屋顶，从屋顶的摸泥中发现有水稻和小米。房子一律门朝西南，连间、连排，门下有门槛，屋内有灶台，有陈放的生活用品、器物。另外还发现了活动场所，是像篮球场那样大的一块夯实、平整的场地，上面呈灰红色，现在仍很坚固。
兽坑里的兽骨，经专家鉴定，有鹿、猪、羊，还有家养的黄牛和水牛，证明了在原始社会中、晚期，蒙城的畜牧业就很发达，就有饲养家畜的习惯，从而把蒙城养黄牛的历史上推至4500年以前。蒙城在商代称“冡”，也许有这个原因吧。因为根据字形、字义分析，“冡”即指棚子下面养着牲畜。
这处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等很多新闻单位都曾作过多次报道，不少专家学者都曾到这里考察、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古建筑专家杨鸿勋教授把该遗址喻为“金矿”。
1994年8月4日，蒙城县委、县政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安徽省蒙城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座谈会”，专家们称该遗址为“中国原始第一村”，并认定这个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蒙城类型，填补了大汶口文化研究的空白，为了解和研究皖北地区原始社会中晚期状况及与周邻地区史前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截止至1995年的九次发掘可称之为尉迟寺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2001年4－10月，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发掘。同年，尉迟寺遗址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3－5月的第十二次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罕见器物，专家暂时定名为“鸟形神器”。2003年10－12月进行了第十三次发掘，出土了更为罕见的“七足镂空器”。至此尉迟寺遗址第二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结束。
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在庄周故里将矗立起一座独具特色的原始聚落遗址博物馆，成为淮北大平原上一颗灿烂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