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许多士大夫把立名看作是使生命不朽的一种方式。为了名汲汲奔波，结果劳而无功，竹篮打水一场空。而那些淡泊名利的人，不少当世出名，有的还流芳后世,庄子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洒脱和淡泊名利可谓到了极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找准道家清廉思想与当代廉政建设的结合点，把当代廉政建设中制度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制度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挖掘先秦道家淡泊名利的现实意义，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廉政建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其中庄子的清廉思想应运而生，他提出了“清静无为”的理念，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庄子在探究人生境界过程中，对追逐名利危害做了深刻剖析，发人深省。他认为，名利心过重，禁锢天赋，塞人心智。“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凡沉溺于感官享受之人，其智慧就浅薄，名利心过分强烈，会降低灵性。“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意思说，抛弃虚名私利杂念的追求，一线生机便从脚跟升起，直达全身。名利充斥头脑，则会使人变得笨拙。贪求名利会扰乱人的意志，使人迷失本性。庄子把这些东西看得很淡，“利”束缚不了他。他曾经淡然拒绝楚国委任以相的邀请，他认为：为“利”辛苦，为“利”奔波，却丧失了自己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快乐，“心为形役”，太不值得了。名利二字历来是世人难以舍弃的追求。名利权势原本都是身外之物，他们是为生命服务的东西。可人们往往本末倒置，喧宾夺主，甚至为了名利权势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的关于名利的精辟论述。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了一首《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闭眼了。”明朝文人朱载堉也曾有一首讽刺贪得无厌者的诗：“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人心无足，欲壑难填！庄子指出：“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名也者，相轧也。”（《庄子·人间世》）他把“名”这种使人异化（虚伪、相互倾轧等）的东西暴露无遗。而“困窘织履”、“往贷粟于监河侯”的庄子，并没有追求名利，而是拒绝相位：“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庄子列传》）他视相位如“腐鼠”，宁可“快吾志”，而不愿“为有国者所羁”，表现出庄子淡泊名利，藐视权贵的一种境界。名利名利，破名比破利还要难。很多人可以不为金钱所动，但是，却难过名这一关。庄子对于名利有着明确的态度，其曰：“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此话就是说：我只消填饱肚子，再有个睡觉的地方，行了；什么功名利禄，我全不在乎！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庄子名利不动，哀乐不入，置生死于度外，实乃精神世界的超人。”
对名利淡泊的庄子，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庄子生活穷困，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在道德上其实是一位非常清廉、正直，有相当棱角和锋芒的人；从他哲学有着退隐、不争、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世人所向往的富贵功名以及浮华享乐，无不让人付出自我遗忘或自我遗弃的惨重代价，实在得不偿失。庄子希望人们在世俗生活中不要沉溺于争胜、计较，不仅是物质利益上的，也包括荣誉等精神上的。即使是社会的道德生活，固然有道德的是非可言，但如果人们的精神整天纠缠、计较于此，也不利于心灵的空旷放达，人格的健康发展与精神的超脱解放。庄子认为，人们通过修养去体验大道、接近大道，可以超越人们对于生死的执着和外在功名利禄的系缚。认为只有忘绝现实，超脱于物，才是真正的逍遥。
傅佩荣说：“智慧来自对人生整体的观照与洞察，然后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才可以欣赏万物的多彩多姿。”庄子告诉我们，让我们仔细认真全面的看一下有用和无用，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重新洞察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好的生活。庄子认为，权势、名利、财富乃身外之物，它们对人生无任何益处，反而还会危及生命本身。“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在凡人看来非常珍贵、趋之若鹜并毕生追求的东西被庄子视若粪土。他对芸芸众生喧闹于尘世忙个不停的追名逐利表示深刻惋惜和哀伤：“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他的行为也充分体现了视权势、名利、财富如粪土的观点。
庄子认为人们离不开衣食等物质条件，但过度的物质享受是对身体是有害的，他对追逐名利的危害做了深刻剖析，发人深省。他认为：“人之所取用者，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庄子•达生》)。“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庄子•缮性》),因此要有所节制。庄子生活在“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的时代，人们对名利的追求蜕变扭曲为虚伪和贪婪。人性已被物化，失去独立的人格和精神的自由。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势必利令智昏，无恶不作，最后自酿苦酒，自掘坟莹。因此他希望人们能“不以物害己”(《庄子•秋水》)、“不与物迁”(《庄子•德充符》)、“不为物役”(《庄子•逍遥游》)，而应该淡泊名利，保持人格的独立，实现精神的超越和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庄子，以他“逍遥游”的大智慧，驰骋在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乱频仍的残酷社会。庄子告诉我们多看一下自己的内心，让内心自由，放飞心灵，不要被纷繁的世界给扰乱。在庄子看来，世间的贫富、穷达、毁誉均系身外之物，仅是暂时的现象，不能持久，而真正具有永恒价值的则是人的生命本身。因此他主张要破除欲望，把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从自己的心中驱赶出去。“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抛弃追求虚名私利的杂念，一线生机便从脚跟升起，直达全身。对待名誉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庄子・至乐》)。于是他躲开荣誉和功利，避免刑罚，恪守中道以求得全生保身。
庄子的生活一直是相当贫困，但贫穷却不困顿。庄子首先强调追逐名利的根源在内不在外，在主观不在客观。“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有余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其次，他认为,过分追求名利会给人带来危害,其中一大危害就是有损自己的人格。结果是名利有了，人格没有了，名利不再是人生价值的标志，反而成了人格低下的象征。
古语云：“不为物累，高风亮节。”一个人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就会让物质欲望、本能需求恣意膨胀。贪实在是万恶之根。世上各种恶习，推其根源，可以说都是从贪来的，贪名贪利也好，贪色贪权也罢，抑或贪吃以及贪其他各种东西，有人为达到目的，往往不顾道德廉耻，不择手段地与人相争，背信弃义，发生嫉妒、欺骗、甚至仇恨、杀害。贪使人变得卑鄙，与真道、善美完全隔绝，却与魔鬼相伴为伍。庄子在探究人生境界的过程中，对追逐名利的危害做了深刻剖析，发人深省。他认为，人都是因为不满足才去求取，四处争夺而不以为自己是贪；知足者却会处处辞让，舍弃一切而不认为自己是廉。廉和贪实质上并不取决于外界因素，而取决于自己内在的价值尺度。
庄子认为，“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庄子•让王》)。就是说，“廉”是一种保证自己不侵犯别人利益的品德和行为，而形成这种品德主要依靠自律，同时只有通过自身修养才能达到“廉”。庄子通过对社会的批判，更加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廉”的理解。他认为:“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庄子•让王》)，也就是说，“廉”就是取利必须顾及他人,妥善处理好人己关系，绝不能把自己利益的获取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那种为了自己的享受而让别人遭受痛苦的行为是完全违背“廉”的要求的。在庄子看来，当时社会之所以出现混乱不堪、纷争不休的局面，就是因为一些人贪得无厌的缘故，“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有余故辞之，弃天下而不自以为廉”(《庄子•盗柘》)。他批评当时的社会混乱状况是“大道不称，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庄子•齐物论》)。庄子从而掌握了遏制腐败的命门，这就是戒除贪欲。人的欲望是复杂多样的，无止境的，如果不加以必要的约束，势必会造成灵魂的纷扰，心性的迷失，变得贪得无厌，行为失据。同时，庄子着重强调追逐名利的根源在内不在外，在主观不在客观。“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所以，他告诫人们“名为公器，不可多取”。沉溺于名利之中就会招致许多怨恨和责难。热衷于猎取虚名、沽名钓誉则会丧失自我，成为“名尸”。“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役使外物而不为外物所役使，怎么会为外物而劳神受累呢！“求名失己，非士也。”为求名而丧失了自己的本性，不是有识之士。总之，他认为人是本，名利是身外之物，人不能沦为外物的奴隶。
庄子说：“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审自得者失之而不俱；行修与内者无位而不怍。”意思是：知足常乐的人，不会让身外之物拖累自己；明晓自己是否该拥有的人，丢失了东西也不会惊惧；修养自己内心的人，没有爵位也不会觉得羞愧。庄子以物喻理，揭示了“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的道理，即物类因为相互牵累、互相争利而招致灾祸。“心之于殉也殆”， 过分追求外物是危险的；“祸之长也兹萃，其反也缘功”，灾祸滋长迅速又变化多端，想要避免又往往因为功名心太重而放不下。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贪图名利必多忧多虑，徒增烦恼。“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贪财的人不能聚敛钱财就会忧愁，争名位的人权小位卑就会悲伤。 庄子还认为,达到最高声誉的人,从来不去追求声誉;不去追求声誉的人,才能达到最高声誉。声誉不过是人生价值的标志,人生活得有价值,名誉自然而然就来了;人生活得无价值,名誉求也求不来。强力求来的名誉是虚假的,因此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图于虚名,有伤于德”。对待名誉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庄子・至乐》)。也就是说,只要名誉与实际相符合,善行与能力相适应,力所能及,自然而然，就会理通情顺并且福气长存。除此之外,过份追求名利也有损自己的身体。庄子崇尚一种不受制于人“没有人身和物质依附关系的自由的简单性的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是其对待名利 “自然任之”态度的逻辑归宿: “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 夏日衣葛絺。春耕种, 形足以劳动； 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关于庄子思想胡文英这样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这是知音之言，极其贴切。庄子高蹈于浊世的尘网之上，俯视纷纷扰扰的人间，以鄙薄富贵，淡泊名利，安贫乐道，遗世独立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认为万物生而平等，无所谓贵贱。这就使人从根本上树立起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庄子从哲学的高度为我们打破封建等级观念和奴性心理的束缚。庄子提出了“无名”“无功”“无己”的观点，所谓的“无名”则是破自我而非我的对立，洗刷内心中功名利禄的观念，这点对于那些在政治场上、商场上的争权夺利的人是相当有益的。让他们不至于被名利冲昏了头脑；所谓“无功”亦是破自我而非我的对立，即顺应自然，顺应规律，游心即从观念上打破绝对分解，强调转化，懂得了日夜，寒暑水火皆可为我所用的道理，人就活得更自由了。庄子不愿意“为留骨而贵”，宁可像神龟一样“曳尾于涂中”。这种把名利权势、荣华富贵看作是负累，并不是一种权势的欲望被熄灭之后所产生的怪癖，而是庄子对人生怀有一种哲人的豁达。
道可道，非常道。庄子以“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之”高尚境界，表达了其对名利的观察。在一个动荡喧嚣的环境中，其思想映射出一片宁静的光辉。开创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清廉风云，弹奏出一曲绝妙的爱“廉”说！庄子忘却世俗的功利，怀着宁寂而旷远的心境，在大地踽踽而行，不沉迷于人世间的谀诈，对于那个疯狂的时代，他的风云哲学有着清醒剂的作用，作为调整人心的清凉剂，为现实的贤达志士提供一个清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