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每个爱国热血青年无不忧心如焚，积极寻求保家卫国、拯救中华民族的抗日道路。当时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到国民党那里去，一条是到共产党那里去。由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导致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出了“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伟大号召，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于是，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蒙城爱国青年邵光、陆一涵、陆震亚、马敦五、李茂修等同志就在其中。
邵光是蒙城县三义镇人。此时，他正在砀山县的塘砦小学教书，常为日寇大举进攻、妄图亡我中华民族而忧心。作为一名有志青年，在我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应挺身而出，投身到保卫祖国，抗击日寇的洪流中去！于是，他下定决心，到中国共产党那里去，只有那里才能找到抗日救国的真理。正苦于无人引路之际，他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看到延安陕北公学招生广告，只要经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即可入学。他兴奋不已，便于同年11月份来到了西安。
当时，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像潮水一般涌到西安。而此时陕北公学已经满员，停止了招生。正当失望之时，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决定招收从国民党地区前来的青年。于是邵光经过考试被录取，便去了延安抗大学习。
到了延安后，邵光立即给志同道合的陆一涵、陆震亚、马敦五、李茂修等进步青年写信让他们也去延安抗大学习。这几个青年接到信后，立即去了西安。
此时，国民党当局蓄意干扰破坏，派大批武装军警在去延安的路上沿途设卡，拦截去延安的青年，并诬以罪名，投进监狱或送到集中营。一时间，西安滞留了大批去延安的青年。陆一涵等人也暂时滞留在那里，他们焦急等待，以寻机绕道去延安。恰在这时，中共中央为了满足这批青年的愿望，就在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县安吴堡开办了一个青年训练班。于是，他们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去那里学习了。
他们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环境中，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政治、军事、哲学及民众运动等课程，聆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同时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熏陶，初次经受了革命的洗礼，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
1938年3月，邵光在抗大结业，受命回到家乡蒙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此时，蒙城国民党当局口头高喊抗日却无行动，整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开展抗日运动？他了解到第五战区有个青年抗日组织，叫“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总部设在徐州。于是，他立即前往徐州，找到青年救国团总部，顺利创办了在蒙城建立青年救国团蒙城分团的手续。
回到蒙城后，邵光便与段青农、江永华等人在涡河北岸香山小学成立了“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蒙城分团”，在校门口挂起了牌子。一面向学生灌输抗日思想，一面广泛联络爱国青年，发展团员，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初步在蒙城点燃了群众抗日的烽火。
不久，日寇因台儿庄大战失利，企图集中兵力包围徐州。南路之敌从蚌埠出发，沿涡河向蒙城进攻。奉命守城的周元将军率领广西子弟兵与敌血战三日，于1938年5月9日壮烈殉国，蒙城沦陷。邵光与一群爱国青年不得已转移到农村，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蒙城沦陷后，全境一片混乱。日寇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地方上的恶霸、乡保长、土匪等趁机拉起队伍，割据一方。三里一队长，五里一司令，到处抢劫，横行乡里，把地方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日寇还在县城纠集一批民族败类，组织了“维持会”，利用一小撮汉奸充当他们的帮凶，共同残害百姓。广大人民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凶恶的敌人，蒙城人民无不满怀仇恨。以邵光为代表的一批爱国青年更是义愤填膺。此时，去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的陆一涵、陆震亚、马敦五、李茂修等人回来了。在邵光的带领下，他们以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蒙城分团的名义奔走呼号，分赴全县村镇和地方部队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8月，日寇撤出蒙城，他们回到了县城，又将“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蒙城分团”的牌子挂在南大街路西李茂修家大门北旁，并以李茂修家作为临时办公地点。
随着形势的变化、斗争的发展，为进一步广泛开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在安徽省青年抗敌协会的指导下，蒙城青年救国团于1938年11月改为蒙城县青年抗敌协会（简称“蒙城青抗会”），并在丁祠堂（原乐育小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30多名男女青年。根据青抗会组织章程，选举出理事会，由邵光、马敦五、陆振亚、李茂修、杨玉琦、陆一涵、江永华、张萱（女）、李健（女）、马彝伦、岳承武、吴鑫等人组成，并选举马敦五为主任理事（亦称“秘书”)；邵光、杨玉琦为正、副组训股长；陆振亚、李茂修为正、副宣传股长；陆一涵为总务股长，主持领导日常事务工作。确定了青抗会的宗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下，动员、组织、团结、教育各界青年进行抗日救国，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青抗会会址设在乐育小学。
当时，参加青抗会的除理事会理事以外，女会员有周波（张月珍）、王蕴（刘允贞）、杨瑾（杨士田）、傅坤（徐少华）、杨勇（杨维英）、张奎（刘玉华）、戴非南（岳翠荣）、 葛敏（杨文梅）、葛玉荣、冯健（韩美如），男会员有张子才（张安仁）、丁鉴（丁演理）、张俊德（张敬修）、岳霖（岳兴武）、杨国正、戴芳洲、戴之刚、戴襄周、陆盘明、黄云青、邵耀南、周登岳、王永昌、葛铁梅、陈光华、张甫仁、段青农、卢锡球、卢锡璜、宫云霄。
1939年春，邵光、马彝伦去立煌与“省动委会”联系，成立了“安徽省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委托第十六工作团”，邵光任团长，马彝伦任副团长。每月由省补助活动经费六十元。青抗会与工作团实际上是一个大家庭两块牌子。人员大部分都是青抗会的成员，活动多在一起。
1939年5月，新四军六支队在涡北一带活动，由吴芝圃、李芝生同志介绍邵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青抗会中发展陆振亚、李茂修为中共党员，成立了党支部，邵光任支部书记。这是抗战时期蒙城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直接领导青抗会进行活动。9月，邵光去豫皖苏区党委汇报工作时，区党委决定由邵光、李茂修、陆振亚3人组成“中国共产党蒙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蒙城工委），邵光任书记，陆振亚为组织委员，李茂修为宣传委员。不久，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彭雪枫主任又派张辑五同志来蒙，与李红（王治平）、邵光等组成中共蒙城地下县委，张辑五任书记，协助县长马忍言（冯宏谦）开展抗日工作。之后，又发展杨玉琦、陆一涵、王蕴、杨瑾、李健、张萱、徐行、葛玉荣、杨子仪、卢锡璜、李季臣、尚志忠等为中共党员，壮大了党在青抗会中的领导力量，使抗日救亡运动在蒙城蓬勃发展。
大造舆论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青抗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宣传队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男女青抗会员们有的提着罐子，携着传单，用红土和石灰水，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刷写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有的登台演讲，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唱抗日歌曲；有的在街头、广场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上前线》《三江好》等话剧。他们还深入小涧、板桥、双涧、立仓、乐土、三义等农村集镇进行宣传演出，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为了扩大青抗会的政治影响，又创办了《大家看》墙报，每天一期。编辑是岳承武，抄写、张贴是张辅仁。看报的群众拥挤不动，络绎不绝。另外，还油印了四开版的《前锋报》，编辑是杨玉琦、陆振亚，刻写是李茂修、陆一涵、王蕴。每周一期，每期印二三百份，多至五六百份，发至各分会和县城有关单位，对宣传我党的抗战方针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发展青抗会壮大抗日宣传队伍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青抗会的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很快由城内普及到农村集镇。双涧、立仓、乐土、三义、板桥、小涧、牛王铺、丹凤集、望疃等地都先后建立了分会组织。到1939年底，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青抗会成员，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经常在县城活动的骨干力量就有40余人。同时，还在城乡创办了以青抗会员为骨干的20多所抗敌小学，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抗敌小学校长有：城关张子才，双涧马彝伦，立仓王美霖，板桥苑明珠，乐土卢洪雅、胡杰英，小涧戴襄周，吕望李邦珍，三义刘秉爵等，学生达1500人。课本自编自印，主要以识字和宣传抗日为内容。学生不交学费，教师吃用自备，实行义务教学，办学经费全部自筹。
促进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时蒙城政界分为三派：一是绅派。以商会会长李麟阁为首，包括县长葛昆山、劣绅王蕴珩等。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居统治地位，反共坚决，不愿抗日。二是王派。以王剑虎为首，包括地主士绅刘雅三、邵亚斌。他们与李麟阁在争权夺利上素有矛盾，仅口头上抗日。三是杨派。以“动委会”指导员杨子仪为首，包括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张干及教育界的一些爱国人士。他们积极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根据上述情况，青抗会采取了打击绅派，争取瓦解王派，团结杨派的方针，与杨派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张干还聘请马敦五任国民党出版的《蒙城日报》编辑，邵光、卢锡球为记者，邵耀南搞收音。同时，青抗会还搬到了县党部院内办公。后来，马忍言继葛昆山当了蒙城县长，更加支持青抗会的工作，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蒙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培训力量抓区乡政权
1939年夏，根据豫皖苏边区党委关于重点抓骨干力量的培训及抓地方政权的指示精神，青抗会利用暑假时间在双涧小学举办了“青训班”。参加学习的全是青抗会的骨干，共100余人，费用自备，集中吃住。学习内容主要是政治理论、形势教育。由青抗会的主要负责人讲课，邵光讲《论持久战》，陆振亚讲《政治经济学》，杨玉琦讲《青抗会的任务》等。除上课、讨论外，还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八路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同时，还自编自演了一些以抗日为内容的小节目，搞得热火朝天。而一些顽固分子十分恼火，他们造谣：“共产党在双涧要搞暴动！”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张干也想限制青抗会的活动。鉴于这种情况，青抗会把办公地点由县党部搬到民众教育馆，双涧“青训班”也搬到文庙。通过培训学习，青抗会骨干成员们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掌握了一些对敌斗争的策略。
为取得政治上合法地位，影响一部分乡政权，进行合法斗争，青抗会便派一部分骨干成员分别去国民党省、专署办的区乡干训班和县办的保甲训练班学习。先后去学习的有宫云霄、岳霖、刘玉华、王蕴、江永华、马敦五、戴芳洲、杨国正、周登岳、徐行、杨玉琦、马彝伦、李健、陆振亚、张萱、杨瑾、张俊德、卢锡璜等。他们学习成绩虽然优等，但因都是青抗会活跃分子，结果在分配工作时受到排挤和限制，除分配马敦五任板桥区员、周登岳任板桥乡长、刘玉华任冷凤乡长、戴芳洲任岳坊乡长、江永华任篱笆乡长、杨国正任许町副乡长外，其余多是乡助理员，如张子才、王蕴等。有的没予分配。事实教育了青抗会员，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革命斗志更加坚定。
创办书店开展地下斗争
为解决青抗会活动经费，接待来往同志，保持与上级联系，决定建立一个联络点。联络点表面上是书店，开始叫“青年书店”，后来因国民党反动派视青抗会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看到“青年”二字就眼红，所以为避免麻烦，便决定改为“大同书店”，取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意。1939年夏季筹备秋季开业，地址设在黉巷口南面朝西的一间门面内，聘请当时商界名人李筱珊担任经理，副经理是杨国正。为加强对书店领导，党组织又指派杨子仪为外经理，负责联络；张俊德为内经理，兼管财务；陆在华搞采购，尚志忠为店员。经营的商品开始主要是宣传抗日救亡的小册子。随着形势的恶化，便以出售文具、纸张为主。一些进步报刊，如《新华日报》《拂晓报》《群众周刊》等，都是通过新四军驻涡阳联络站传送，在内部传阅。有时，还帮助新四军购买一些药品、纸张，通过各种渠道运往解放区。“大同书店”在青抗会活动的后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4月至10月，马忍言出任蒙城县长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青抗会活动的“黄金时期”，抗日救亡运动在蒙城搞得如火如荼。国民党由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马忍言与新四军六支队合作抗日不能容忍，竟解除了他的县长职务，另派自称“东方希特勒”“蒙城王”的袁传璧接任。袁上台后，便伙同在蒙驻防的安徽省保安第六团制造白色恐怖，一方面污蔑青抗会“空抗战”“男女混杂”等；一方面派遣了大批特务、暗探，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要把青抗会成员一网打尽。这时，安徽省主席已换成桂系军阀李品仙，全省形势逆转。
鉴于上述情况，边区党委决定，除留下卢锡球、李茂修、杨子仪、杨国正等同志坚持地下斗争外，其余由邵光组织分批撤退到涡北根据地。有的进入抗大四分校，如李佩瑾、戴芳洲、汤如江等；有的到萧宿永夏联合中学，如周波、杨瑾、王蕴、冯健、戴菲南、刘玉华、李建、丁演理、张辅仁等；有的参加涡北区地方政权工作，如马敦五、马彝伦、杨玉琦、邵跃南等，共50余人。青抗会的成员大部分撤退以后，蒙城的恐怖状态更为加剧。捉拿邵光、马敦五的通缉令贴满城乡。暗探密布，四门严守，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坚持地下斗争的卢锡球、李茂修等同志随时随地都有遭受被捕的危险。
1940年春，在袁传壁下令大逮捕前夕，边区党委为保存实力，决定让留下坚持地下斗争的卢锡球、李茂修等同志暂时撤出县城。至此，去延安和安吴堡学习的五位同志，除邵光、马敦五去涡北根据地工作外，陆一涵、陆震亚、李茂修三同志暂去农村亲友家隐蔽。不久，大逮捕开始，国民党特务首先在乡下逮捕了共产党员卢锡璜，继之，又在县城查封了大同书店，逮捕了杨子仪、李季臣、尚志忠等同志，并于1940年3月下旬，把杨子仪、卢锡璜、李季臣、尚志忠四人活埋于城东南六里王庄东北角的桂乱岗，制造了震惊皖北的“蒙城青抗会惨案”，又叫“蒙城青抗会事件”。
国难当头赴延安，寻求真理救民众。邵光等一批热血青年为团结各界推动蒙城的抗日工作，为我党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干部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载史册！
参考资料：
1、熊克岐、慕占民主编《光辉足迹》
2、《蒙城党史资料》（选编二）
3、《中国共产党蒙城地方史》第一卷（1919—1949）